范国明:书坛山斗 诗苑风流——许伯建书法艺术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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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3-24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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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创作中的许伯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随即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共产党代表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先期迁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在重庆成立起来,大型企业和学校纷纷迁来重庆,重庆凭借战时体制的推动,开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抗战陪都文化一个重要内容的书法艺术,自然而然受到战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呈现出自身的特色。战时重庆迅速由一个地区性经济、文化中心一跃位居全国性政治和文化中心。文化人士大量涌入,重庆迅速成为凝聚全国、辐射全国、世界关注的中心城市。在书法这个领域里,各地文学艺术界人士蜂拥而至,迅速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中后期全国各大省市代表性书法艺术家都曾际会于此,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未曾有过的现象。在重庆,艺术家们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政治家为宣扬抗战、激励民族精神,运用书法这一工具,励志抒怀,高扬抗日大旗;政府官员在为政之余,寄性翰墨,抒情遣兴;高校学者和专业书家潜心临池,艰苦探索,创作了大量书法精品;理论工作者利用大后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著书立说,成绩斐然;书法篆刻家作书鬻字、挂牌治印支援抗战者随处可见……以“中国书学研究会”和“巴人印社”为标志的众多书法篆刻学术团体应运而生;以“义卖献金、支援抗战”为主题的各项展览频频登场;书法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学术著作和刊物层出不穷;形式多样的书法教育活动丰富了抗战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特殊的历史时期和艰苦的社会环境、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培养、造就了饮誉骚坛的风云人物。随着抗战结束,聚集此地的书家又分流而向全国延伸和辐射,继而成为全国各地书法艺术的中坚力量、传播者和领袖人物。短短八年,对于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来讲,可谓一瞬,然而它在民国书法史乃至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上的确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本文着重介绍活跃于抗战时期书坛并引领重庆诗书事业走向新纪元的著名书法家许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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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录曹丕《典论·论文》1990




一 青年许伯建所处的时代背景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大批机关、银行、史馆、厂矿、学校、医院、商贾、文化人士拉开了大迁移序幕,一九四〇年以前为高潮,至一九四四年仍有一些学校迁入。从抗战爆发后算起,移居重庆或活动于重庆主城及各区县的书法篆刻家有:于右任、沈尹默、潘伯鹰、章士钊、谢无量、柳亚子、商承祚、柳诒征、吕凤子、祝嘉、沈子善、台静农、胡小石、龚秋农、吴景州、靳志、张宗祥、杨仲子、杨云史、丰子恺、朱锦江、王东培、董作宾、何鲁、肖娴、赵熙、沙孟海、汪东、潘天寿、乔大壮、傅抱石、张大千、谢稚柳、蒋吟秋、唐醉石、曾绍杰、高月秋、徐文镜、谢梅奴、蒋维崧、王王孙、高甜心、陈独秀、杨鹏升、马衡,等等。他们在渝期间,公务之余,主要以作诗、写字自娱,偶尔举办讲座,教授学员,他们当中精通书法不乏其人。林森、于右任、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张继、吴敬恒、商衍鎏、林森、许世英、傅斯年、邵力子、潘公展、陈其采、陈立夫等,书法在当时颇有名气,其名字不难在有影响的书籍、报刊、市招、拍卖行和工具书中见到。综观抗战陪都重庆的书法创作,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宣传抗战,宣扬民族精神为主题。因当时重庆位处发动民众支援抗战的大后方,各界人士有责任和义务为抗战献计出力,故书法创作内容具有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特色。二是书家、诗人、学者之间的诗词唱和,使书法成为其重要载体。以“饮河诗社”为代表的一些创作旧体诗的文学社团,团结了大批著名学者和名流,活跃了这一时期的书法和诗词创作活动。据许伯建《饮河诗社史略》介绍:“参加诗社的有:俞平伯、朱自清、缪钺、叶圣陶、郭绍虞、陈铭枢、肖公权、吴宓、黄杰、谢稚柳、徐稻、黄稚荃(女)、黄苗子、蒋山青、钱问樵、王季思、沙孟海、程千帆、沈祖芬、肖涤非、成惕轩、施蛰存、曹聚仁、肖赞育、叶恭绰、屈义林、陈寅恪、王蘧常、游国恩、谢无量、李思纯、夏承焘、浦江清、潘公旦、马一浮、刘孟伉等。社长章士钊、江庸,主编潘伯鹰,助理编务和杂务许伯建,为潘的助手,为社务奔走接洽等。”该社有《饮河集》《诗叶》《饮河》社刊,经常开展一些诗书酬唱之类活动。这些学者和诗人的书法在那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书法创作。三是行政文化官员所到之处,因应题字、题词有感而书是陪都书法的一大景观。现在重庆不少名胜地区还保存有蒋介石、林森、于右任等一大批政治人物的刻石,这些都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和闲时进行书法创作的有力佐证。四是部分政治上的失意者在逆境中舞文弄墨,聊以自慰。如冯玉祥等。五是不少画家在绘事之余,以书法创作为补充,开展书法创作。六是挂牌鬻字、治印者为了生计从事经营和创作,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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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的许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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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参加重庆书法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并合影


据查阅抗战期间大量报刊所编写的《陪都书画展览活动年表》(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显示,这段时期的书画展览和与书画相关的活动达六七百次,即每二至三天就有一次书画活动,即使是文艺发展日益繁荣的今天恐怕也很难与之相比。中国文艺社、中苏文化协会、中央图书馆、夫子池励志社、临江路中法比瑞同学会、各个院校礼堂、各区县文化馆成为经常展出的场所。经常参与展出的作者达千余人。“古代书画展、名家书画展、私家藏品展、募捐义卖展、筹赈救灾展”等各种类型的展出不胜枚举,学者、诗人等之间的笔墨酬唱当是一道风景线。一九三九年四月的马相伯百寿庆典、是年十一月的马相伯追悼大会以及蔡元培追悼大会上各种挽联、祭幛之多,汇聚了陪都文化人的书法风采,可以看作一次特大型书法展。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成立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址设在北碚区),定每年的三月三日为书法节,沈子善作筹备工作报告。此举得到戴传贤、陈果夫、陈蔼士、陈布雷、商衍鎏、王伯群、张清泉、张道藩、张宗祥、潘伯鹰、赵熙、宗白华、王东培、靳志、梁实秋、杨仲子、胡小石等一百五十位著名人士的支持和赞助。同年六月,该会创办《书学》杂志,沈子善任社长兼总编,以“宣传、继承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为宗旨。此后,理论上有关不少书法方面的文章面世,比较有影响的是: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商承祚《说篆》、张宗祥《论书绝句》、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龚秋农《元明以来书法评传选录》、潘伯鹰《题十七帖》等,另外,王东培、游寿、朱锦江、靳志、吴兆璜和其他先生写的一些考据、碑帖随谈、教育之类文章,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书学》成为有全国影响的书法理论研究刊物,如果清理一下这个时期所有文艺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书法方面的文章,对现代书法史的研究可能会得到意外收获,对民国书法的认识也会更为深刻。中国书学研究会除制定了宣传、创作研究等方面的发展规划,还特别制定了书法教育的详规,刘季洪、沈子善、祝嘉、陈公哲、潘天寿、马衡、宋白华等书家或学者作文或著书倡导书法教育。一九四三年六月,中国书学研究会主办了全国中等学校书法竞赛,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和学校的积极响应,中等学校的书法教育在抗战末期的重庆初见雏形。众多展览的熏陶和观摩,以及当时良好的学习风气,影响了一些年轻学子,也为战后分流至全国各地提供了良好的师资基础,培养了不少书家和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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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旧稿 局部之一、二


抗战陪都重庆书法的历史在民国书法历史中是短暂的,但它对中国现代书法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宣扬民族大义、强我中华民族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他们为之努力奋斗,那个时代的民族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比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也由此使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士一生高扬民族主旋律,进而教育、培养着后来人。许伯建的古体长诗《渝碧篇》就是那个时代揭露侵略者残暴罪行、抒发民族精神、动员抗战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诗篇。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进一步优化、繁育,使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士享受到其他时代难以企及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上的交流和补充,使他们的精神更加振奋、内力更加强劲、激情更加高涨、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求得平稳的空间,使他们倍加珍惜难得的有利条件,从而更加刻苦用功,他们纯朴求实的学风和一系列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下一代。大胆的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同样在艺术领域里得到较好的体现,并在今后的历史岁月中更加发扬光大。随着抗战的胜利,各地来渝的机关、厂矿、企业、大专院校,也相继向全国各地分流。随着国民党的溃败,一些国民党元老和文化人士相继离开大陆,在当地文化界起着重要影响;于右任、张大千、陈立夫、台静农、董作宾等人去台后,在书法领域里依然领军一方。随着全国的解放,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各地文化精英又汇聚于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书法和谢无量、章士钊、徐悲鸿、潘天寿、柳亚子等文化名人和书法家在北京传播传统书画艺术并影响全国。抗战后,沈尹默、潘伯鹰等去了上海,后恢复饮河诗社,发起成立中国书法团体,在上海进行创作、教育和理论研究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新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现代书坛的代表人物;沙孟海、潘天寿、陆俨少等在浙江主导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美术教育人才和艺术家;祝嘉从璧山回到苏州从事教育工作,业余精研书法,成为书学史的奠基人物,同时为书法的教育而奔走,也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人;沈子善回江苏后,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并兼任美术系书法教授,培养了一批学生。此外,游寿在东北、黄稚荃在成都、商承祚在广州、靳志回到河南、蒋维崧在山东……他们都对各地区书法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传递薪火、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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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饮河社选举理事 1947


二 战时陪都时期的许伯建书法

关于许伯建书法艺术的评价,吴宓、潘伯鹰、谢稚柳、李天马诸公早已论及。李天马评论当代书法家时,把许伯建的小楷和郑诵先的擘窠大字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称赞当代书坛一大一小都是四川人。那就是郑诵先与许伯建,“郑愈大愈妙,许越小越精”。吴宓评其为:“诗词书法篆刻之艺术三绝之雅士也。”谢稚柳评曰:“余尝闻怀宁潘伯鹰数称伯建才藻花烂,未得瞻近。客腊同里蒋峻斋过渝州,得相会合,于其斋头获睹斯卷,云露玉屑,艳逸飘渺,再三读如解饥渴。犹憾伯鹰为绍介之晚耳。”潘伯鹰评曰:“我有过举,伯建恕之,我有急难,伯建援之,人有訾謷者,伯建辩之。盖其为人之好文而和众,观其诗,读者考言以验事,其于温柔敦厚之教犹有所致疑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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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书法 1946


许伯建(一九一三—一九九七),名廷植,字伯建,别号蟫堪、阿植、补茅主人,世居重庆。他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的良好熏陶,其父许彦庄曾受教于杨沧白、张培爵等著名人士。在父亲的督教下,许伯建开始学习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古代名家楷法;及长,遂以欧阳询、黄庭坚、赵之谦书法和《崔敬邕》《吊比干文》等帖为师,打下了坚实的正楷基础。许伯建在《自传》中写到:“一九二六年由私塾读书改入川东师范附属小学初级班学习,一九二七年参加了春间重庆学生的爱国抗外运动。在打枪坝的‘三三一’惨案现场从死里逃生出来。一九二八年考入川东师范前期自费班(即十八班)。一九三〇年转入重庆实用商业财会专科学校第二班,毕业后考入重庆市平民银行作练习生到新任文书股员和代理主任。工作七年后,银行因川战影响歇业。恰值四川地方银行经南京财务部批准改为四川省银行设总行于重庆,又转入省银行,为助理员及行员。历任省库金库收支科文书组长,后改任总行省库收支课副课长六年。调任银行保管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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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录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许伯建在银行工作期间,曾向成都周岸登学诗词,向《新蜀报》《渝川》《渝江》等报社投稿诗文。因在《饮河诗叶》上投稿深受潘伯鹰赏识,由此结为莫逆之交。一九四〇年,饮河诗社成立于重庆,社长章士钊、江庸,主编潘伯鹰。社员们发表海内外抗战爱国诗作颇多,并常举行沙龙聚会,多在城中(现渝中区)下罗家湾曾履川所住两层别墅“嘤宁楼”,四周约有花木,故饮河诗社又有别名“罗湾诗社”和“嘤社”。据《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潘伯鹰》之《潘伯鹰年表》称:“(一九四〇年)章示钊、沈尹默、乔大壮、许伯建等共同发起创办饮河诗社,在《中央日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上开辟专栏,潘任主编。直至一九四九年,共刊出一百余期。”(按:许伯建非为发起人,时潘伯鹰总其事。许伯建与潘伯鹰相识后,才被推荐为助理编务,后成为该社骨干)一九四〇年秋,许伯建和潘伯鹰在今渝中区道门口四川省行正式见面,相见恨晚,两天后回拜潘伯鹰。此前潘伯鹰和曾履川都很赏识许伯建所投诗词稿,并以酒席为赌相约,谁先觅得此人为胜。近次投稿,许伯建用川省行信笺书写,而央行与省行相距约二百米,故潘伯鹰寻上门来。潘、曾两先生介绍许伯建入“饮河诗社”。从此许伯建文化圈扩大,对前辈名宿多所请益,诗、书诸学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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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书录鲁迅先生诗之二、三


在书法上,许伯建受潘伯鹰、沈尹默影响尤深,由此对褚遂良书法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学褚的过程中对《孟法师碑》和褚《圣教序》帖用功很深。他认为《孟法师碑》的楷书很标准,介乎欧阳询与虞世南之间,既有欧字的端俊,又有虞字的和雅,用笔厚重而有变化,结字端正而不呆板,若以此为基本功再学褚的《伊阙佛龛碑》和《雁塔圣教序》等,用笔便能变化多姿。这样才能得到褚字刚健、清新、空灵、飞动的神韵。他作寻丈大字和蝇头小楷都悬腕悬肘,缘于有次许伯建在曾克耑家看见沈尹默老悬臂用蝇头小楷誊写所作诗词入稿本格内,法度严谨而神情轻松,十分惊叹,并细心揣摩,回到家中就依法将褚帖缩小照着临习。最初字难方正入格,半年之后能悬臂作小楷,并体会到唯其悬臂才能做到从容自在,点划灵活,毫不板滞,有此基本功,则写三尺擘窠大字,也就更趋稳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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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书《松雪斋文集卷五论书诗》之一


由于饮河诗社凝聚了当时全国一流的诗书大家,在潘伯鹰的介绍、影响之下,许伯建如饥似渴地学习抗战学人的学书经验,在诗书切磋琢磨中广交朋友,视野大为开阔,诗书成就与日俱增。诗社社友中,与他有诗书交往的名家中就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靳志、乔大江、江庸、程千帆、何鲁、吴宓、曾履川、陈匪石、叶石荪、吴稚鹤、曾小鲁、谢稚柳、李天马、黄稚荃等一百余人。当时的诗书雅集成为艺术交流的常态,比如一九四三年春,饮河诗社社友在重庆红岩村当时的农民银行举行“春稧诗会”,到会的就有靳志、张宗祥、沈尹默、潘伯鹰、乔大壮、江庸、刘禺生、曹蘅、曾履川、沈羹梅、吴稚鹤、徐曼略、曾小鲁、李次贡、顾翊群、陈方、陈仲陶、钱问樵、谢湛如、陈其采、王幼遴、冒孝容诸,以刘禺老年七十为“祭酒”,而许伯建与如皋冒孝容均三十岁,是座中最年轻的。席间以杜工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分韵作诗并现场书写,许伯建得“好”字,因填《宴清都》词一阕:“暂谢京尘扰,收梅雨,倚云萝岫闲到。华榱并席,危栏一角,障空烟渺,青青望极汀洲,寄情向红岩坐啸,问意中如此天涯,江山几供文藻。今朝美聚东南,华颠耆宿,白袷人少,雄关枕黛,清江饶绿,万螺争笑。军麾白羽频传,看挥麈,兰言更饱,定后期,觞咏承平,披襟自好。”(三十三年后,重庆市民革诗社在红岩纪念馆集会,许伯建旧地重游,感慨颇多,因填《临江仙》一阕:“绿送嘉陵春易晚,山堂满座耆英。咏觞曾不羡兰亭,倚风花并舞,穿树鸟吹笙。三十三年谁尚健?发华来对峰青。红岩高处听江声。眼中前后浪,心上古今情。”追忆当年盛况,感念那时参加诗会的前辈和老友大多已经作古,不禁感慨万千)这次诗会雅集的作品尚由许氏后裔珍藏,可见当时书法交流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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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书《松雪斋文集卷五论书诗》之二


许伯建学王字最先从赵字入手,这也是他最重要的师友潘伯鹰的主张,然而沈尹默反对这一观点。沈认为从褚遂良入手才能最直接学王字。许伯建行书以赵字清整、温润、闲雅为基础,参以《书谱》行草笔,燥润相杂,润以静竦取妍,燥以坚净取险,主张笔以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运动,劲则刚而有力,圆则妍媚,故长而不劲不如不长,劲而不圆不如不劲。他赞成潘伯鹰的主张:抗战时期潘在重庆与他论古人书,强调必当先识其师法变化,所自乃为有益。赵孟頫曾致力于褚河南、李北海以上溯羲、献,若登善之《孟静素法师碑》,赵松雪一生累累临习,赵用意楷法穷其精密,故其出而为行草,纵横曲折无不妙契古人,不善学习者下笔误为倾侧之势,而未必窥其用意处,是以愈工之处愈不能及!明人王世懋云:“子昂体势紧密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得之大令,书碑则酷仿北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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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跋珂罗本《赵孟頫真草千字文》


许伯建书法崇尚晋唐,以羲之为典则,乃所谓山阴一脉,虽也容纳篆隶及六朝碑版,但终未掩其帖学面目。纵观许氏书法,可归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楷书刚健清新,空灵飞动。由于取法高远,有扎实的唐楷基础,又有浓郁的魏晋遗韵,其书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楷书以颜、柳为基,褚书为本,结体端庄,用笔变化多姿,跌宕有致,刚健遒劲,清新优美。其二,行草典雅淳和,俊逸潇洒。他认为,晋唐书法是最高境界,学习书法放弃晋唐,只能是舍本逐末,同时他还说,临习书法必须讲悟性,而悟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也是主观努力的结果。用力勤、悟性高,则能做到形神兼备,事半功倍。一曝十寒,“悟性”再高亦难窥堂奥。在临习“二王”法贴过程中,许伯建很注重个性与晋唐气韵的有机结合,经过艰苦的磨练,形成了他典雅淳和、俊逸优美且极富书卷气的风格。他尤擅小行草,书信简扎信手写来,天趣自然。其行草书还广泛涉猎,博观约取,如王询《伯远帖》、王导《辛酸帖》等,无不为其所用。其三,篆隶朴茂清淳,古趣盎然。许伯建书法艺术以楷书和行草为主,平常则较少见他书写篆隶。其实他对周秦和汉代篆隶书很有研究,加上有深厚的《说文》基础,故其篆书工稳雅致,古趣盎然。喜以钟鼎文入印,曾为潘伯鹰治印数方,被收入《玄隐庐印录》一书。其隶书得益于《曹全碑》《乙瑛碑》《孔庙》等碑,清新朴茂,古朴典雅,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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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读沈尹默《答人问》有感


三 一九四九年以来许伯建在重庆书坛的地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各地精英星散各地。就重庆本土而言,书法队伍在机构团体、人才力量、媒体宣传、画廊中介等方面迅速锐减,重庆留下吴宓、晏济元、许伯建、冯建吴、黄笑芸、江友樵等定居重庆的书家。吴宓执教西南师范大学,以他一贯的颜体书法影响着世人,严谨而执着地从事着他的学术研究。许伯建承沈尹默、潘伯鹰余绪,大张帖学,其精美绝伦的楷书技法和艰深扎实的诗词艺术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书法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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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录鲁迅诗 197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伯建从银行工作转到了教师岗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他时刻与诗书朝夕相伴,未离须臾。许伯建不仅在诗书实践和理论上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为重庆书法家协会的创立和重庆书法事业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担任过重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书协四川分会名誉理事;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担任过重庆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重庆市老干部书法研究班和重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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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书三十年前旧作 197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习书过程中,许伯建对小楷的研究用工尤深。其间,他在与挚友潘伯鹰的诗书交往中多次论及沈尹默。许伯建对沈尹默书法素来推崇备,吸取了沈氏书法不少好的技法,但他对沈敬重而不迷信。一九五二年五月,许伯建在与潘伯鹰的信中严肃地提出了他的质疑。诚然,他对沈尹默的书艺,无论是大小楷皆很推崇,但反复体会琢磨其秋明诗词集后,认为其小楷尽管写得很精致,但确不似乐毅论等气韵、风度。他为此质叩潘伯鹰,潘在六月十三日回信作了解答并嘱幸毋告人,以为讥弹前辈。一些学者认为这恰好是书法上一次深入磋切的典范,绝无讥讽前辈之意。信见《海派书法家代表作品集·潘伯鹰》(图版一四四和集首,参见《就懦轩书管窥》中《关于小楷书的晋唐格韵》一节)。潘伯鹰致函许伯建称:“蟫兄赐及:五月三日信早收到,因疲于图书馆开门之事,久未复。今且匆匆先后数语,兄寄梁字韵诗极好,拟用原玉学作一首却不就兄原题之意也(容后寄兄原本,末句盼示,此所示乃改本也。)沈尹默翁诗词合集书法极工,但不入晋唐格韵,古人小字别有章法,与大字不同,试观《乐毅论》《遗教经》与王书他帖,皆殊科也。尹翁于此未能分别,是以终落大卷格式耳。以兄锐眼,特意询及,不敢不据实为答,幸毋告人,以为讥弹前辈也。名印蒙允赐刻,至感。当以精墨佳箸录诗序为报,但笔札恶劣,仍无如何耳。近来意兴尤差,精力日退,奈何奈何?惟每日仍努力学楷书及行草各一二纸。敬问道安!弟伯鹰再拜!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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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录郑孝胥《红梅》 1976


李志贤在《海派书法家代表作品集·潘伯鹰》序文《就懦轩书管窥》云:“这里伯鹰先生说了大字与小字的结构不一样……这是一段很有分量的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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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伯建 重游苏州灵岩山有感 1982


……

  综上重点介绍了许伯建在抗战陪都这个特殊背景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他近七十年艺术生涯中的不凡经历,未能叙及其诗书艺术之万一,期冀全国更多研究者关注这位博学厚德的杰出艺术家。

(本文作者系重庆市书协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