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当代书法是“全能冠军” ——中国美术报专访刘洪彪

【编者按】2019年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的行书、草书作品在宝鸡展出。不少观者认为，此次展出的数百件作品，基本代表了当今行草书的最高水平。在同期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论坛（宝鸡）”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草书委员会主任刘洪彪作了“从十二届国展评审思考当代草书发展的相关问题”的主题发言，并指出当代草书的现状和问题。《中国美术报》特邀请刘洪彪先生从自身的学书经历出发，着眼于当代书坛现状和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代书法是“全能冠军”的说法，做了一次专访，以期让今日书法朝健康、阳光的方向发展前行。

作品被中南海、故宫博物院、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军事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收藏。近百次出任全国电视书法大赛和全国、全军书法展览评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曾先后出访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埃及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文化艺术交流。

中国美术报：您的书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还曾在煤矿做过井下工人，您是如何与书法结缘的呢？

刘洪彪：我们“50后”是一个特殊群体。我初中毕业后面临两条路，一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一是留在煤矿做工。我是矿工子弟，于是15岁多一点就下井挖煤了，几乎还是童工。小学三年级时，学校里的一位语文老师给我们写范字，让我们临摹学写毛笔字。没过多久，我的毛笔字就在学校里被评为第3名，钢笔字是第1名，这给我埋下了一粒书法的种子。进入煤矿以后，每个单位都有黑板报、墙报，所以，我在井下没多久就被调到基层写写画画。又没过多久，被煤矿团委发现，把我调去当宣传干事。我那时常想，自己究竟适合做什么？想来想去，也只有写写画画这一点特长。可是，在煤矿搞宣传、出黑板报，混日子还行，但这里并没有书法名家，没有名山大川，更没有名胜古迹，连文房四宝都找不到像样的。煤矿职工与书法家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所以，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看看外面的世界，寻找机会。有什么途径呢？去当兵。

入伍之初的几年里，写字的条件其实比煤矿更差，驻地在深山老林里，见不到连队以外的任何人，那儿离县城200公里，离乡镇60多公里，身边只有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半本《九成宫》字帖，以及并不舍得用的从家乡带来的几张宣纸，平时就找点废报纸临帖。

中国美术报：在这种环境下，您是否想到过放弃书法？

刘洪彪：没有想过要放弃，我就是这样一个一根筋的人。先是坚持在大通铺的床板上写字，后来找到一个放工具的五六平米的小屋子，房间太低，进去后只能坐着，我天天晚上窝在那儿。现在回想起来，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我对书法还真是有一种自律、一种信念。在连队，早晨6点起床，出操、上山施工、搞农副业生产、集体活动、轮岗……睡觉的时间就那么几个小时。我在连队是管道工，每天扛管子、锯管子、套丝、除锈、煨弯、刷漆。晚上熄灯后，全班战友呼呼大睡，只有我钻进小屋里看书写字。我给自己定目标，给自己下任务，在完成本职工作外，要把自己的初心坚持住，朝着既定目标走下去。

直到1978年底，我被调回部队机关，后又转为军官，负责文化艺术工作，名正言顺地有了写写画画的理由。但是依然很忙，作为当时所在的一个师级单位唯一的文化干事，要组织很多文体活动，我同时管着宣传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足球队，要搞文艺演出、书画展览、体育比赛等等。所以，每天晚上，我的房间是营院里最后一个熄灯的。对此，我心里还曾有一点自豪感——这里我最用功。

1986年，我被调到北京。刚到北京时，被安排管理一个基本处于停工状态的礼堂。经过9个月没日没夜的努力，礼堂大变样，不仅自付盈亏能发工资、奖金、福利了，而且账上还有纯利润16万。之后，我申请调回机关，继续做文化工作直到1993年。39岁时，我进入文艺创作室，成为驻京部队第一位专职书法创作员。在这之前，创作室只有文学家和画家。1994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一个个展，并制定了40岁后每10年做一个展览的规划。不可否认，我学书法的道路是曲折的，最初也是盲目的，但在盲目中没有放弃，在坚持中找到了明晰的方向！客观地说，我是一个“三无书法家”，一无家传，二无师授，三非科班。

中国美术报：从第十二届国展可以看出，目前“70后”“80后”已经占入展作者的高比例，而且已经有很多“90后”的身影，与这一代人相比，最大的感触有哪些？

刘洪彪：比较而言，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我们，青年时期要为生活而奔忙，学习书法的路径是漫长、盲目的。弯路走得多，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也多，提升比较缓慢，甚至还会留下不好的习惯。我常说，“50后”的人喜欢书法的不少，但大部分人都是写大字报、写宣传板报的自由体。

现在，书协成立已有三四十年，进行了一系列书法方面植根传统、回归经典的引领，在这样的氛围里，今天的年轻人学习书法的方法是对的，收效是快的，对古人形和神的抓取比我们那代人自然要强、要准。

中国美术报：在您看来，今天的草书家有没有一些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呢？

刘洪彪：从历史上看，只有真正的文人才能成为书法家。实际上书法家不仅是文人，更是领军性的人物，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宗教领袖，这是有可能成为书法家的一个前提。现在，书法成为纯艺术后，这个时代书法家的训练方式、教育体系、创作氛围都不错，他们的技巧没问题，工具、材料的利用没问题。问题是这张看上去很漂亮的字里面内涵如何？文气如何？古人写字不是纯艺术，他是在实用中去谋求审美的高度，在功能性书写中，谋求字的矛盾、变化和艺术感染力，是实用为主、审美为辅的关系。当代书法成为一门艺术后，书家练技巧、练形式构成、练组合、思考墨色变化，完全变成了技术上的、设计性的东西。那么，书法作为一种文人的自然书写、文人书卷气，还有诗文的遣词造句、题跋行文的基本能力是缺乏的。

所以，虽然这几十年书法的提升、进步很快，发展势头猛，看到一代代人成长起来，非常欣慰，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重艺轻文”。中国书法跟其他艺术有本质区别，其他的艺术可以是工匠性、制作性的，可以三两个月完成一件，而书法是几分钟内完成。所以，书法家要修文心，要有见识、有思想，字里行间才会弥漫着文气雅气，否则就是俗气。

中国美术报：前段时间，您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古人！”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甚至说您“口出狂言”，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洪彪：这里存在一些误解。其实质疑者只是抓住了我的一句话或一个词，对于前面和后面的内容，或许根本就不了解，想当然地揣度我的心思，继而断章取义地无限扩大。

我所说的“全能冠军”，道理很简单，全能运动员要兼具多个体育项目，每一项都有比较好的成绩，多项总和的第一名才是冠军。而单项冠军则主攻一项。对应书法界，纵向看，秦代的主流书体是小篆，那秦代是否可以比作篆书冠军？如果把中国书法史比作一场运动会，秦代是篆书冠军，汉代是隶书冠军，晋唐是楷书冠军，晋以后也可以说是行草书冠军。现在呢？我们可以篆不及秦、隶不及汉、楷不及晋唐……但是，三千多年书法的不同书体、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可以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同时呈现，我们这一代书法家可以写甲骨、写金文、写小篆、写简帛书、写隶书、写魏碑、写唐楷、写草书、写行书……可以同时呈现历史上所有的书体和流派，而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先例，这就是“全能冠军”。我们虽然单项不如古代，但我们却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是当代书法的贡献。

之所以这样说，一是要提振一下我们当代书家的士气，让我们对书法的未来发展有信心，而不是一味地“今不如古”。泄气了还如何谈书法复兴、民族复兴。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具体到书法，怎么就有疑义了呢？难道书法可以置于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之外吗？其实，书法创作也有很多方面超过了古人。比如，今人对于书法的关注度、认知度和重视程度；再比如，古人认为书法只是小技，而我们却已经给它转变身份，让它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成为一门纯艺术，并有层层叠叠的书法管理机构、创作中心，有了普及的书法教育，有了频繁的展览活动，还有专业的报纸、刊物、网络、电视台……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远远超过古时，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因为书法进入到艺术时代，进入到展厅时代，使得古人斋室伏案的小笔小字，转变为大幅巨制，指腕运动变成了全身运动，这也是对前人的一种超越。虽然有人认为写丈二高、十几米长的作品没什么用，是哗众取宠！但舞台艺术可以扩展到大型情景演出，美术可以做大型群雕、大型壁画，音乐可以搞大型交响乐、搞快闪演唱，舞蹈可以搞大型团体操、广场舞……这种现代社会文化艺术新的表达方式，它所产生的震撼力、感染力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我们的书法为何就只能局限于小书斋、束之高阁、孤芳自赏呢？书法当然也可以开放地投向社会、投向生活，让广大民众感受书法的强大魅力和气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超越。

书法成为一门纯艺术后，作品要挂到殿堂里，挂在公共空间、挂在高大的墙面上，所以，与古人写字相比，动机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把一封信、一篇日记变成巨大的作品，就要讲究形式构成、外观美感，就要我们这一代人绞尽脑汁地借鉴其他艺术，来丰富当代书法的外在形象、外在美感，这也是进步。当然，还有更多的进步，比如说草书的社会认知度。古人草书只是打草稿、写日记，但是今天草书可以跟篆、隶、楷、行以同等身份出现，作为书法创作的一个独立表达方式，当今社会对草书的认知度和运用度远远超过古人。

还有，现在考古学、出版业、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我们在短时期内就可以看到古人一辈子也未必见得到的东西。

另外，为什么总有人认为当代的书法比古代、比历代都差呢？我们的书法理论界、学术界、批评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是陷入了古今比较的三个误区：第一，把三千多年的书法史，跟我们这几十年对比；第二，把三千多年流传下来的百十个书法精英巨擘，跟我们千百万写字的人比；第三，拿古代连电都没有的慢文人生活，跟现在高速度、快节奏的快文人生活比。所以，用这种比较方式，显然不公平，没有可比性，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失准的。

——中国美术报记者颜培大采访